性别认同发展的生物决定因素

个体作为男性或女性的自我意识在婴儿和童年时期逐渐变化。这种认知和情感学习过程随着与父母,同伴和环境的互动而演变。存在一个相当准确的时间表概述了这个过程中的步骤(19)。然而,标准的心理学文献并没有涉及性别认同是否以及何时变得明确,以及哪些因素促成了与被养育的性别不相符的性别认同的发展。来自各生物医学学科——遗传学,内分泌学和神经解剖学——的研究结果支持这样的概念:性别认同和/或性别表达(20)可能反映生物,环境和文化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21,22)。

内分泌方面,研究未发现跨性别和非跨性别者之间性类固醇循环水平的差异(23)。然而,对性别发育障碍/差异(DSD)的个体的研究已经使我们了解到激素在性别认同结果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即使大多数性别焦虑/性别不一致的人没有DSD。例如,虽然患有CYP21A2突变导致的造成男性化的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的大多数46XX成年个体报告了女性性别认同,但该群体中性别焦虑/性别不一致的患病率远高于无DSD的一般人群。这支持了出生前/出生后接触雄激素在性发育中发挥作用的观念(24-26),尽管一些研究表明,产前雄激素更可能影响性别行为和性取向而不是性别认同本身(27,28)。

研究人员对雄激素在其他DSD患者中性别认同发展的潜在作用进行了类似的观察。例如,对两组有雄激素合成缺陷并被作为女性抚养的46XY患者进行的回顾,分别报告患者中56%至63%和39%至64%发生作为跨性别男性(FtM)的性别角色变化(29)。同样,在作为女性抚养的患有泄殖腔外翻和阴茎发育不全的46XY患者中,跨性别男性变化的发生率也明显高于一般人群(30,31)。然而,高比例具有相同生理状况的个体并没有改变性别的事实表明文化因素也可能发挥作用。

关于性别认同的遗传因素,一些研究表明性别焦虑/性别不一致的遗传性(32,33)。特别是Heylens等人的一项研究(33)证明23对同卵双胞胎对性别认同障碍(基于DSM-IV标准)的一致率达39.1%,但在21对同性异卵双胞胎或7对异性双胞胎中没有一致性。虽然许多调查人员都试图找出与性别焦虑/性别不一致相关的特定基因,这些研究结果不一且没有强的统计学显著性(34-38)。

对大脑结构的研究表明,具有性别焦虑/性别不一致的人的大脑表型在不同方面与对照组男性和女性不同,但在大脑结构中并没有发现完全的性别逆转(39)。

总之,虽然在性别认同及其表现方面仍有许多尚不清楚,但有令人信服的研究支持这样一个概念,即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对人类发展的这一重要方面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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